民国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名义上的民主政权，其建立过程中，需要解决的封建遗留问题有很多。

其中法治体系的变革，尤为引人关注，“法治”能否取代“人治”，对于新生的民国政府来说，是一个巨大的考验。

▲辛亥革命新军

在辛亥革命期间，有两位革命志士惨遭昔日官僚的杀害，这起案件也成为了中华民国第一起公开审理的案件。

全国上下无不对这起案件十分重视，期待着新政府可以将犯人绳之以法。

在辛亥革命打响之后，全国各地早就和清政府离心离德的官僚们，开始组织地方官员召开会议，商讨脱离清廷后的相关事宜。

前清军督练公所参议蒋雁行，被推为江北临时都督，通令山阳县及附近各县选举代表，赴清江浦开会。

但山阳县的县令姚荣泽并不愿意前往，当地乡绅便推举同盟会会员周实、阮式等人前去开会。

▲辛亥革命浮雕

会议结束后，周实等人返回山阳，并在当地召开了“光复大会”，向群众宣传建立新政府的好处。

与此同时周、阮二人，还当场质问姚荣泽不去开会的原因，并对部分劣绅的罪恶行径进行了控诉，这让周、阮二人成为了他们的眼中钉。

后来阮式又一次找到姚荣泽，要求他交出县衙中的账目，并交代县内公款钱财所在，贪污甚多的姚荣泽无言以对，只得用借口搪塞过去。

为了防止自己的罪行被周、阮二人发现，姚荣泽开始派人在山阳境内传播谣言，声称周、阮二人要杀官劫绅，这让当地乡绅都成为了他的盟友。

这些人在经过商讨后，决定率先发难除去二人。

他们派人先后用假公文以及商议事情等借口，将周、阮二人骗到当地的学宫与学府之中，随后将二人残忍杀害，多次谴责姚荣泽的阮式，更是惨遭剖腹。

▲民国时期的乡绅

二人死后，姚荣泽发布声明污蔑二人是土匪，并逼迫他们的家人签字画押。

为了杜绝后患，他又将周实的父亲抓进监狱，周、阮二人的兄弟，为了避难纷纷离开了山阳，其中阮式的两个哥哥和一个弟弟躲到了镇江。

镇江都督林述庆之前听说过周、阮二人，他当时知道山阳县光复遭遇阻力，就觉得两人之死恐怕有蹊跷，便亲自前往山阳调查。

在林述庆到达山阳之前，姚荣泽已经逃到了通州总司令张察处。

林述庆抵达后，针对案件进行了详细调查，又将蒙冤入狱的周父放出，终于理清了案情，认定姚荣泽就是杀人凶手。

▲沪督陈其美

林述庆认为此事事关重大，便将相关消息报告到了沪督陈其美处。

而后和周、阮二人同为南社社员的著名文人柳亚子，连续发布多篇文章报道此事，在全国范围内掀起轩然大波。

孙中山先生也要求各部门秉公办理，并决定召开公审大会，这也让此案成为了名动一时的“民国第一案”。

虽然当时已经确定要对姚荣泽进行公审，但对于在哪里举行审判尚无定论。

周、阮二人都是南社社员，林述庆之前也曾经拜托陈其美处理此案，因此周阮的家人都希望能够在上海进行审理。

▲民国时期的上海

但彼时接到孙中山手书的江苏都督程德全表示，自己也会秉公办理，并不需要大费周章地将姚荣泽转移到上海。

陈其美无奈之下，只得向孙中山求助，最终在孙中山的斡旋下，江苏方面同意交人，姚荣泽也被押送到了上海。

▲民国总统孙中山

但就在这时，六十多名旅沪的淮安乡绅，找到了周、阮二人的家人。

他们提出要为两名死者修建祠堂，著书立传，姚荣泽也将拿出钱财进行赔偿，并希望周、阮两家人能够同意调解进行“私了”。

两家人在商议后认为，对方给出的条件可以接受，便决定私了撤诉。

但这件事被陈其美知道后，却引得其勃然大怒。

陈其美当时正希望借此案，树立自己刚正不阿的形象，私了就会让他的如意算盘落空。

▲北洋军阀

于是，他勒令周、阮两家退回钱财，审判依然如期举行。

当时陈其美认为，自己可以全权处理此案，便提前向公众宣布了庭长的人选为沪军都督府军法司长蔡寅。

但孙中山却认为，此案作为民国第一场公开审理的大案，其司法流程必须合规，应当由司法部任命裁判官。

在司法部商议后，决定委派陈贻范为所长，丁榕、蔡寅为副所长，组成合议裁判所，负责此案的审理。

▲民国时期的法官

陈其美听到这个消息后，非常着急。

因为他此前已经告诉公众，蔡寅是此案的裁判长，如果发生变动，那么自己的面子恐怕会挂不住。

为了顾全陈其美的名声，民国司法部最终决定：不设正副裁判所长的称谓，三人地位相同，只不过在审问的时候，陈贻范要坐在三人正中。

在审判地和裁判官人选确定之后，最后一项就是律师的选择了。

当时的司法总长伍廷芳主张，让外国律师为双方辩护，理由是外国律师更加熟悉现代法庭的运行机制，而且借由此事可以让西方认可民国的现代法治体系。

▲司法总长伍廷芳

但陈其美却对此事持反对意见，他认为此案与外国人不相干，西方各国都没有让外国律师介入本国案件的传统，这样的选择恐怕并不合规。

其次如果选用外国律师，恐怕会给西方各国介入中国司法留下隐患，因此陈其美最终拒绝了伍廷芳的请求。

▲西式法庭

从姚荣泽一案的审判准备工作中，我们不难看出，当时的民国司法部门对于现代法庭的运行机制尚不明晰，也没有制度化的工作流程，司法部门和地方政府的沟通，更是存在较大问题。

但在各方努力下，姚荣泽案最终还是在颇为完善的现代法律体系下受审，这也让此案成为了中国法治发展史上的里程碑事件。

在万事俱备后，姚荣泽案在上海顺利开庭。

在审判过程中由于证据充分，姚荣泽并没有做太多的辩解，并承认了杀害周实、阮式二人的罪行。

三名裁判官也依法宣判：姚荣泽在两周之内接受死刑。

▲绘画：姚荣泽案审判现场

到这里案件的审理本应告一段落，但被告律师此时却请求裁判官，法外开恩。

丁榕竟还答应了被告方的请求！

他表示只要七名陪审团成员中的多数通过，就可以向总统请求特赦犯人。

原告方律师竟也默许了这一和现代法律体系格格不入的请求，还提出了如果姚荣泽免死成功，则需向两个被害家庭做出一定的经济赔偿。

▲民国法庭上受审的罪犯

之后参与审判的七名陪审团成员开始讨论，并最终以4：3的投票结果通过了被告方的请求。

总统孙中山面对陪审团提出的特赦申请，自然也不好拒绝，就这样姚荣泽这名杀人凶手，得以逃过一劫。

在姚荣泽入狱之后，他就主动拿出了一万银元，来赔偿周、阮两家，并提出为两人修建祠堂。

在当地乡绅的斡旋下，姚荣泽入狱三个月后，就被特赦回家，这虽然引发了民间的强烈不满，但是最终依然没有改变司法部门的决定。

▲姚荣泽案判决书

在姚荣泽一案开审前，全国百姓都对案件的审理结果翘首以盼。

但最终姚荣泽却得以逃脱死刑，这让民国百姓对于新政府的公正性，提出了质疑。

由于在此案审理之前，伍廷芳等人用尽浑身解数，让案件审理过程尽可能地“西化”。

因此这个审判结果，也让民国百姓对于西方法律体系的可靠性产生了怀疑，这对于民国法治体系的建立和发展产生了很坏的影响。

在这起案件中，荒诞结局的产生和伍廷芳坚持使用“陪审团制度”，有很大关系。

▲试图说服陪审团的律师

当时中国百姓对于西方法庭的审理流程并不清楚，而在传统中国衙门里，请求“大老爷法外开恩”是一种惯例。

因此丁榕并没有拒绝被告方的请求，最终引发了汹汹民意。

在此案的审理过程中，还有几个问题同样值得注意。

比如淮安地区的乡绅团，多次出面斡旋，说明此时乡绅自治系统，依然具有较大影响力，而这和现代法治体系的构建，是存在本质矛盾的。

▲民国初期的法庭

与此同时，陈其美希望借助此案塑造个人英明形象的意图，说明在民国的地方大员心中，依然将人治放在法治之上。

他们认为案件的公正审理，要更多依靠个人能力而非法律条文，这些因素都说明当时的民国还不具备推行西方法治体系的条件。

但伍廷芳等人为了向外界展示民国司法系统的“新面貌”，主动将姚荣泽案的审理进行“全面西化改造”，完全忽视了这些现实问题，最终导致案件出现荒唐的审理结果。

▲民国时期的法庭

在面对公众的反对意见后，民国司法部门也是骑虎难下，最终失去了部分民众的信任。

在政治革新上操之过急，只会令自己陷入尴尬的境地，根据实际情况对政治架构进行有序迭代，才是最好的方法，只是当时的政客们都忙着“建功立业”，最终导致了民国初期的乱象。